原创丁东
“正月里来是新春”。唱春，顾名思义，有“赞春”“颂春”“送春”之意，通过“歌唱春天”，祈愿新年祥瑞、万事如意。诗云：“岁首先传俚唱新，喜闻吉语趁良辰；轻锣小鼓歌声缓，送遍家家龙凤春。”明代李诩《戒庵漫笔·南都打春》也说：“金陵春前一月，沿街鸣锣，跳唱乞米，名打春。”
有关唱春的起源，多数学者认为始于明代，由村田乐演变而成，且备受明武宗的推崇。之所以这么说，缘于一则民间传说。相传，某年正月，明正德皇帝私访江南，游龙戏凤。其间，盘缠被劫，被困返京途中。无奈之下，随行大臣中一位名叫冯阁老的常州人，手提小锣笏板，厚着脸皮，沿途卖唱，换得钱粮。正德皇帝感激之余，将冯阁老赐官曰“官春”，所唱曰“唱春”，并诏告天下，任何人不得禁止唱春。自此，冯阁老成了唱春的祖师爷，唱春在民间流传开来。那些念过几年私塾、有些文才、口才且记性较好的读书人，纷纷加入唱春行列。手持盖有县衙印章的春锣和敲板，走街串巷，靠唱春养家糊口，成就了一门新兴行业。
唱春不能没有唱词和春调，大多用方言演唱。唱词，一般四句为一节，每句七字，也有八字或九字的，节数不等。每唱完一小节，则春锣声响起。之后，再接着往下唱，如此反复。何为春调？春调是唱春时所用的民间曲调，流行于江南等地，以轻快喜庆的杨柳春调、滩簧调、四季调为代表，常为十二迭，每月一迭。也可按四季分为四迭，每迭四句。除第三句外，均押平韵。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老家江南，自大年初一起，陆续有唱春官登门，一直持续到元宵节之后。多者，一天五、六拨；少者，一天一、两拨。唱春官大多两人组合，或父女搭档，或夫妻同行，或母子相伴，或姐妹对唱，或……当然，一人单干的也不少。他们虽穿着普通，却精神饱满。斜挎“龙袋”，左手拇指上挑一面系着红布头的春锣，右手捏一块龙凤板。缓缓步行至离主家大门六尺左右的场院中间，站定，行礼，致祝词。相伴着龙凤板敲击春锣的节律，张口开唱“脚踏金阶步步高，贵府门庭吉星照。唱春唱得满院春，一年更比一年好”“东风洋洋送春来，南风添喜又添财；西风里格送贵子，北风相送状元来……”主人听闻春声，笑呵呵兜几只馒头，跑出屋外。道一声“依你金口”“借你吉言”之类的话，即奉上馒头。
当然，唱春官的酬劳也不全是馒头，有给几毛钱币的，有给几片年糕的，有给几枝香烟的，有给几粒糖块的，有赶上饭点请吃一餐饭的，有……取决于主家出手的大方程度和唱春官唱春的高下优劣。唱艺高超且腿脚勤快的唱春官，起早贪黑，跑上百余里路，跑个一、两百户人家，若再遇上七、八户出手大方的主家，除馒头、糕点之外，少说也能挣得二、三十块钱。这在当年挣工分的年代，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唱春官并不是谁都能够胜任的。据资料记载，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，江南一带出现的民间唱春人，大多是一些落难公子和穷苦秀才。解放后行走于街巷、乡间的唱春官，没一个不是肚中有“货”的识文断字之人。唱春官须身怀“三才”——肚才、文才和口才。有此“三才”，才能临阵不慌，心中有底；张口即来，出口成章；唱句押韵，朗朗上口。
比如，见主家门框贴有春联，则唱：“大红春联贴上门，吉祥如意福满门；一年四季都平安，六畜兴旺谷丰登。”见主家门上贴了门神，则唱：“唱春唱到贵府门，贵府门上有门神；头戴金盔身披甲，手拿钺斧斩邪神。”见主家正在烧饭，则唱：“走进府门瞧四方，看见大娘（大嫂）烧饭忙；外锅炒菜桂花香，里锅烧饭发又涨。”
春节期间或立春前后，那种走街串巷、挨家挨户“送上门”的唱春形式，在流行一段时间之后，又衍生了一种“送座堂”唱春书的形式。所谓“送座堂”，是指有钱人家在筑屋、乔迁、生养、寿诞、订亲、会亲、开业之时，邀请唱春官上门坐唱。时间短的，坐唱唱几小时；时间长的，坐唱数天。“送座堂”让唱春登堂入室，身价倍增，成了“阳春白雪”。
“流水弹琴觅知音，飞云漫舞赢芳心。鹤鹂翘尾千峰唱，松柏搖首万籁春。”虽说唱春是民间艺人——“体面叫花子”卖唱谋生的一门手艺、一种职业，所谓“半月送（颂）春三月粮”，但在文化生活比较枯燥、娱乐方式相对贫乏的年代，却成了活跃节日生活、浓郁节日氛围、不可或缺、深受欢迎的曲艺种类。既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，又寄托了人们的美好向往。
如今，唱春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，但愿唱春这朵具有鲜明地域特色、悠久历史传承、较高文化价值的民间艺术奇葩，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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